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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城市蜗居族的烦恼:留守和逃离让他们无法选择

www.wfgd.com.cn 新闻投稿 发布时间:2013-09-13 09:23  来源:潍坊新闻广播网

  “逃离北上广”、“退居二线”、“回老家去”开始成为不少历经千辛万苦“挤”进大都市的年轻人热议的焦点话题。在网民评出的10个最想逃离城市榜单中,上海、北京、广州毫无争议地排名前三。人满为患、房子太贵、娶不到老婆、压力太大、焦虑失眠、漂泊感……各种逃离理由勾勒出日益严重的“大城市病”。“再不走,我要一辈子打光棍了。”网友的吐槽流露出对大都市的迷茫和失望。

  然而,真要退守到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发展,则会在发展机会公平、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,面临与一二线城市巨大的差距。城市之间的鸿沟,城市中心和边缘的断裂,让许多人无所适从,逃离与坚守进退两难。

  高成本之城:想说坚守不容易

  今年8月上旬的一个晚上,白天的高温还没有散去,贺云龙走在上海的一条街上,四处寻找房产中介租房,衬衫已经被汗水浸透了。这是房东给他的最后时限,如果今晚不搬到别的地方,他的行李就会被丢出门外。

  小贺在上海一家单位已经工作5个年头了,而立之年的他乐观、开朗,希望在上海能站稳脚跟,有稳定的工作,有自己的房屋——哪怕是蜗居,然后娶妻生子。而现实是他仍然光棍一个,还因拒绝房东不合理的涨租,而将被扫地出门。“如果再找不到房子,老子今晚要露宿街头了。”他在微信上说。

  同样是这个晚上,天津华灯初上,汤亚超下班后坐了近一个小时公交车从市里回到郊区。穿过一片摊贩林立的市场,汤亚超指指“广告墙”后面的小区告诉半月谈记者,他在这里租了一个床位,每月不到200元,但两居室的公寓内一共住了7个人,都来自外地。回到“家”后,汤亚超洗了手开始做饭,晚上吃炒圆白菜外加一个馒头。“这样省钱,外面吃太贵。”

  汤亚超是天津城乡接合部候台社区的众多外来人口之一。大城市的风景似乎与汤亚超没有什么关系,虽然办公地点高楼林立,但他感觉自己始终处在城市的边缘和角落。

  在大城市城乡接合部、城中村等拥挤破旧的空间,扎堆居住着远离城市中心的边缘人群。他们主要是毕业待业大学生、已就业的低收入大学生、做小生意的商贩、征地拆迁户、从事体力劳动的外来务工人员等。对于已经进入大城市的他们而言,生存成本高企,生活品质差,幸福感低。

  去年大学毕业的张海涛在陕西西安东三爻村住了半年,他给半月谈记者算了一笔账:每个月的工资1900元,要给家里父母寄回500元,还有500元的伙食费,100元的通讯费,200元的杂费,加起来就已1300元。“如果不租城中村的房子,我根本没地方可住。”

  租住在西安北山门的刘志超大学毕业后决定留在西安。“西安这几年的物价一天天在攀升,城中村的生活成本也在提高,但毕竟比住别的地方便宜许多。”不过,西安市区内的城中村改造这几年进行得很快,刘志超不得不越搬越远。频繁的搬家让刘志超疲惫,也让他极度缺乏安全感。

  “这座城市我已经生活快十年了,现在还是感觉扎不下根。商品房我租不起,公租房我不够申请条件,城中村的房源也开始紧张了,在西安有个栖身之地真是越来越难。”刘志超抱怨。

  每个工作日的早晨6:00,家住上海松江新城的许芳准时起床,6:30出门赶乘小区门口的公交车,20分钟后到达松江新城地铁站,这个时候地铁车厢里正常已经挤满了上班族。历经21站约一个小时后,许芳达到浦东世纪大道站,然后步行10分钟到公司上班。下班后,再按照这个路线图返回。“每天3个小时耗在路上,只为能回到家中睡一觉。这个新城,对我来说只是个‘睡城’。”

  “住在郊区3年多,我们夫妻俩几乎都成了下班就回家的‘宅男宅女’,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或演唱会,很少参加朋友的聚会。”许芳说,每次去上班都是“进城”,虽然在城市里工作,但这个城市离自己很远,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远。

  被房东赶出,险些露宿街头的贺云龙几经周折,在上海一个角落终于找到了落脚之所。三室两厅的房子被分隔成7间,有的房间还有上下铺,总共住了十几个人,比他以前租的群租房还要拥挤。小贺以2500元/月的价格签下租赁合同。室友中有刚毕业的大学生、小白领和暂时没有工作的人,还有几个喜欢浓妆艳抹晚上出去工作的女青年。

  “大家很少交流,回家就是关门睡觉,周末也不大出来。”小贺说,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,身为财经记者,白天可能会在高档写字楼里采访跨国公司的CEO,或者晚上参加一个高端论坛的晚宴。这在父母和朋友的眼里是很光鲜的工作,可是回到群租房里蜷缩在自己的小床上时,才会感觉到其实那个“圈子”离自己很远。

  “最糟糕的是他们离梦想的距离不是更近,而是越来越远。”一份调查报告显示,蚁族的社会关注显著偏向负面事件,他们中的多数不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。

  艰苦的居住条件和不理想的就业,很容易击碎这些年轻人的梦想,夺走其奋斗目标,使其滋生不满情绪,通过互联网又会使这种不满情绪放大,存在很大的社会风险和隐患。

  纠结在这种高成本生存压力下的,不光是蚁族、白领,还有为生计疲于奔命的农民工一族。

  37岁的农民工晏勤老家在重庆奉节县山区,现在在重庆主城区一家纺织厂工作。自2009年母亲患上慢性肺气肿后,晏勤不得不将母亲接到城里照顾。晏勤说,现在母亲治病一个月花费都要上千元,而自己面临最大的问题是,母亲的医疗保险在城里接续、报账都很复杂、报销比例也很低,成了家里很大的负担。

  “自从我妈到城里治病后,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差距一下子就在我身上体现了出来。”晏勤告诉半月谈记者,“我妈参加的是农村医疗保险,在重庆主城区二级医院的医药费报销比例不到40%,如果到三甲医院看病,能报销的可能不到20%,剩下的都要靠自己承担,我妈一得病基本就把家里给掏空了。现在她有病也强忍着,生怕再给我增加更多负担。”

  35岁的秦大姐来自河南驻马店,到天津10年来一直在候台社区附近从事废品收购工作。全家三口人租住了平房,房内几乎没有光线,夏天虽然室外气温较高,但屋内仍然阴冷潮湿。她和丈夫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,四处收购废品,除去600元的房租,全家每月收入共计3000多元。

  秦大姐告诉记者,由于是外地人,又是收购废品的,她们经常受人欺负。而她最担心的是家人生病。“看病太贵了,真的看不起。”她和丈夫收购废品、打零工,没有社会保险。常年在外,她自己都不清楚在老家是否参加了新农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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